中西医汇通与中医科学化思潮选（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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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医汇通派及主要代表医家
明确主张中西医汇通的主要医家有如下诸人：
（一）唐宗海
唐宗海（1862—1918年），字容川，1884年著成《血证论》一书，其后又陆续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合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当时曾经官方示谕刊印，广为流传。明确提出“中西汇通”之说始于他的著作。
唐氏本着保存和发扬中医药学的愿望而提倡中西医汇通，主要是以西医印证中医，从而论证中医并非不科学。他认为中西医各有长短，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美尽善之医学”。“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致”。（《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叙》）
其汇通中西医的主要学术观点是，其一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并不矛盾，其二是他为维护中医，驳斥当时对中医的种种贬抑观点，在主张汇通的过程中，表现了重中轻西的思想和对西医的蔑视。
（二）朱沛文
朱沛文（约生于咸丰年间），撰《华洋脏象约纂》一书，学术观点概括起来有：其一是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其二是中西医有可通之点，也有不通之处，应通其可通、存其互异。其三是在古今评价方面比较开明。他对中医宋代以后的发展都予以肯定，对陈念祖等“率意嗜古”及王清任的脏腑记载错误都予以指出。此点较唐容川要进步得多。
（三）恽铁樵
恽铁樵（1878—1935年），名树珏，江苏武进县人。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保赤新书》等，统名《药庵医学丛书》。开办中医函授学校，编著函授讲义数种，有学生400余人。一生奋发著书，废寝忘食。晚年瘫痪在床，仍口授其女慧庄录之成文，直到临终前还在改定《霍乱新论》一书，为中医事业奋斗一生。
他博采诸家，学识渊博，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学术思想上较前人提高很大。其学术观点可综合如下：
其一，他论及到了中西医学的基础和特点不同。他说：“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群经见智录》）。指出这种学术本质上的差异，在当时应是难能可贵的。
其二，他坚信中西医学可以汇通。他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伤寒论研究》）。1929年他在上海国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有鲜明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题目，这不但立场鲜明，而且眼界开阔敏锐。
其三，他既坚持中医的独立价值，又肯定西医的理论。他明确说：“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关于统一病名问题，他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他同时认为西医自有其先进之处，他的讲演中就有明确的标题标明了他对西医的态度。他在写与余云岫论战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并不是为了反对西医而作的。
其四，他指出治医学不应以《内经》为止境。他曾对此提出四方面理由，并主张兼通其它学科，吸收西医之长，搞清中医学理。
其五，主张中西汇通应以中医为主，同时要注重实际效果。他写《伤寒论辑义按》时，就“全书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变化配合以临床经验为准”。《保赤新书》就用中西医理分析儿科诸病，处方用药不拘不泥，很为时人称道。
对恽氏的医学活动，评价不一，然而在近代他是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在近代医学界具有极大影响。
（四）张锡纯
张锡纯（1860—1933年），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主要学术观点如下：
其一，他认为西医之理已包括在中医理论之内，沟通中西医并非难事。汇通的目的是印证中西医理相通，中医理论并不落后。
其二，他主张中西药并用。重疗效的观点对后人有很大影响。
总括中西医汇通派的努力，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愿望是良好的，态度是开明的，思想较之保守派是进步的。他们的努力客观上维护了中医学，对中医学在近代的生存发展是有贡献的。但是由于当时物质和思想方面的限制，既不能认识到中西医差异的深刻原因和本质，也无力完成汇通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导源是近代洋务派和改良派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论。这种思想是在时代压力下产生的，其实质仍倾向保守，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中西医的关系。因为中西医学不仅是两种科学技术体系，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表面的技术理论的差异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并不是体与用的关系，所以用“中体西用”论指导汇通，不但无法正确指导实践，甚至也无力指出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方式和方向。
二、中医科学化思潮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在如何发展中医学问题上，不但出现了中西医汇通派，同时也产生了中医科学化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但人数众多，在近代曾发表过诸多言论，而且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其间虽表面上曾出现过沉默，但是对人们思想深处冲击极大，直到现在，人们仍不得不认真思考。
（一）中医科学化的主要代表人物
1．丁福保 丁福保（1874—1952年），最早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又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激进派。他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否则便没有出路。但是他并不否定中医，是从保存和发展中医的愿望提出中医科学化主张的。
2．陆渊雷 陆渊雷（1894—1955年），著述甚多，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陆氏论医集》等行世。陆氏能文好辩，激烈倡导中医科学化，在近代有较大影响。
3．谭次仲 谭次仲（？—约1955年），字星缘，广东南海人。谭氏主张中医科学化与陆渊雷态度相近，自称为“主张中医科学改造最力之人”。
4．其他代表人物 此时期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还有施今墨、时逸人、何云鹤、杨医亚、叶橘泉，梁乃津等在当时都曾明确提出过中医科学化的主张。
（二）中医科学化学术思想要点
总括中医科学化思想观点，最集中的议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科学方式整理中医 （时逸人以科学方式整理中医应“学说系统化、科学化”，“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物生理化、化学化”，“治疗机械化、实际化”，“预防社会化、政治化”。）
2．中医经验可贵，理论不科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陆渊雷和谭次仲。
近代中医科学化是应时而兴的时代呼声，从本质上讲，中医的经验事实是普遍而有效的，但其理论却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殊性，中医应该进行科学化整理，但是应该怎样整理研究，其中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与文化问题有待研究。
三、中西医关系的科学与文化分析
近代以来，围绕中西医关系曾出现了长期的讨论和争执，也提出了诸多认识和见解。其中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中医和保守顽固的国粹主义固不足取，即便主张中西汇通和中医科学化的较开明的认识也因时代局限而未能认清中西医关系的实质。其中认为中医为玄学医、西医为科学医的说法确有贬抑中医学之嫌，但是视中医为哲学医的认识虽出自为中医合理性论证的愿望，但未免牵强，仅限于表面说理，既未能揭示中医学的特质，也不能由此解决中西医的关系。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该对中西医的关系给出原则和方向上的回答。
（一）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出现中医不科学的评价性认识，不仅有其主观原因，也有不可迴避的客观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由此而全盘否定中医则终归为错误的，不符合中医学的实际。
（二）中西医的差异与同一
首先，中西医面对的客观研究对象是同一的，都是同一的生命和疾病现象。进一步，二者的实践目的是同一的，都是要解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二者的差异只是在如何认识同一客观对象，怎样解决诊断治疗问题上展开的，但是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纠葛了中西医科学与文化的全部问题。
（三）中西医的内容与形式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与形式，中西医不论从认识内容还是认识形式上都存在差异。从认识内容而言，中西医各自都含有对方缺少的成分。比如西医所重的形态解剖以及差不多全部的基础医学实验性内容，中医学体系中是很难找到的，在临床医学中，西医诊断所依据的几乎所有检验内容也是中医临床诊断学所缺少的。反过来，中医学诊断所依据的舌诊和脉诊内容，西医诊断中也很少有，中医认为影响生命和疾病的很多重要因素如天时、地理、先天禀赋、素体性情等资料，西医学也少有或不为重视。认识内容不同，当然会影响到认识结论的差异。而从认识形式而言，导致中西医差异的因素也就更多和更复杂。但是从最根本处分析，西医是以自然科学方式去认识生命和疾病的，所以，西医理论和方法可以利用各种近现代科技成果武装自己，并随之发展而同步发展，从整体认识直至深入到今天的分子水平。而中医学由于历史上缺少科学传统，对自然科学尤其基础自然科学轻视贬斥，中医学在对生命和疾病现象进行理论认识时，无法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工具，只能运用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进行总结概括。因为有如此认识形式的差异，所以即便对同一现象，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正因如此，中医理论直到如今也很难利用科技成果来改变自身状态。
（四）中西医的认识和实践
作为结果，中西医的认识差异人们都有直接的感受。然而认识归根结底是由实践决定的，因此要真正揭示中西医认识差异的原因，就必须从中西医的实践差异中去寻找。
综观中西医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中西医的实践差异是巨大的。首先是实践的内容不同。中医的全部实践内容都限定在临床诊疗方面，基础医学实践研究几乎缺如。相比而言，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医就有独立的基础医学实践研究，这种基础医学实践活动并不直接接触临床问题，随时代演进，这一实践内容得到了不断发展，基础医学问题得到了充分展开，成为医学进步的最鲜明的标志。进而，实践目的不同。中医学的实践目的只有单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没有发展出为认识生命和疾病基本原因及原理的独立实践活动，因此中医学也没有产生出真正独立的不直接触及临床的基础医学研究。而西医则从古希腊时起就有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大批学者潜心研究生命的基本问题，由此才导致了后世基础医学的发达。西医的实践目的是多层次、多方面和多环节的，而不是单一的临床目的。再进一步，中西医实践手段和方法也不同。适应实践内容和目的，中医的实践手段和方法大多限于临床观察，所用方法多是望、闻、问、切，而没有发展出独立系统的实验活动。相比而言，西医自古希腊、罗马时期，除临床观察之外，为了弄清生命和疾病奥秘，就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活动，并为实验的发展不断演生出实验设计和仪器设备，使实验不断得到有效控制，以保证实验结论的可靠性。正因为实践的诸多差异，才最终形成了中西医的认识差异。
（五）中西医的科学与文化
按照一般对科学品质的认识，科学应是超越国家民族和宗教等非自然因素界限的，科学无国界已是人类共识。评价某种认识是否科学，有如下标准：一是要具有普遍性，就是一种结论应是世界普遍成立的；二是原则上应是可检验的，就是条件具备时，结论能否成立要接受判定性验证。根据这一标准，中医学的科学成分应是十分丰富的。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中医学所表达的理论认识，却缺少这样的普遍性和可检验性。这种理论认识纯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内容，无法得到全世界的共同理解和认可，它无法通过国际认可标准的检验。正因为如此，中医学对外传播和交流才会受到复杂的限制。这就是中医学的特殊文化内容，而不是普遍的科学成分。中医学正是这种普遍的科学内容与特殊文化成分的统一体，是以特殊的文化形式反映普遍的科学内容，二者之间既存在联系的历史必然，也存在本质的深刻矛盾性。
由此可以基本得出结论，中西医的差异不仅是科技上的差异，更是文化上的差异；科技差异是表层的，文化差异是深层的；科技差异可以随科技进步逐渐融通，而文化差异则是韧性而难以沟通的。而随着人类科技与文化的发展，中医学的科学与文化关系也会逐渐发生变化。而目前要发展中医学术，科学探索与文化反思就应该同步进行，以避免文化命题与科学命题的混淆，使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得到正确的文化观照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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